近期,郭德纲武汉改歌词事件引发广泛关注,该事件背后暴露出的是对社会规则缺乏敬畏这一深层次问题。
深入探究郭德纲的成长轨迹,我们会发现其早期在天津红桥文化馆的经历,与他如今出现的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而当时文化馆的馆长杨志刚对郭德纲的教育管理严重失职。郭德纲出现问题,杨志刚仍然难辞其咎。
郭德纲小时候在父母严格的教育下,懂得尊敬父母。然而,十六岁的郭德纲,正是进入青春期的他,正是三观形成的关键期,他踏入了红桥文化馆,开始接触社会。此时在馆长杨志刚手下的工作经历,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后来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。
就算杨志刚不是郭德纲的师傅,起码教过郭德纲相声,算得上领路人。但毋庸置疑,杨志刚在对郭德纲的教育方面存在明显的失职。他教了郭德纲相声技艺,却没有教他做人的道理。学艺先学德,品德的培养在任何行业都是至关重要的。相声不仅仅是一门逗乐观众的艺术,更是传播文化、引导价值观的载体。如果艺人自身缺乏正确的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,那么,他所表演的内容就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。杨志刚只注重技艺的传授,忽略了品德的培养,这为郭德纲日后在社会规则面前的“跑偏”,埋下了隐患。
过度信任也是杨志刚的一大问题,文化馆有着规范的财务制度和工作流程,采购这类涉及大额资金的工作,本应由领导审批、财务把关、办公室操作。然而,杨志刚却将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临时工郭德纲,这无疑是将他置于巨大的诱惑面前。对于一个十几岁刚接触社会、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来说,接触大额资金的机会很容易让他产生非分之想。这种不合理的安排,相当于给郭德纲提供了犯错误的机会,是对工作的不负责,也是对郭德纲成长的不负责。
更为严重的是,当郭德纲模仿领导签字套取资金达近一万元(杨志刚说法),就算最后想方设法“平”到三千多(郭德纲说法),按照当时刑法的立案标准,这已经属于侵占公款触犯法律的行为。但杨志刚没有让郭德纲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应有的法律后果,而是采取了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的态度,致使郭德纲逃过法律制裁。这在郭德纲的三观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。他会错误地认为,违反规则也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,渐渐地,便会对社会规则产生藐视心理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,如果没有经历过错误带来的打击和教训,就很难树立起正确的规则意识,难以在未来的生活中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。
这种缺乏对社会规则敬畏的问题,在郭德纲后来的一些事件中逐渐显现出来。武汉改歌词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,他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,没有将社会规则放在眼里。这不仅损害了他自己的公众形象,也给喜爱他的观众带来了失望。
从这件事情中,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。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,无论是家庭、学校还是行业前辈,都应该注重规则养成,除了培养孩子对尊重、长辈的敬畏之心之外,还应该应该加强规矩规则教育。
郭德纲出现问题,就是缺乏规则意识,根源在郭德纲的三观形成过程中,杨志刚起到了不良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