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4年，有人问周星驰为什么不尝试拍悲剧。他说：“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拍的是悲剧，只是出来的效果是喜剧，我已拍了太多的悲剧。”
这句话，后来被很多人引用，也被很多人误解。人们以为他在自嘲，其实他在说一个很朴素的事实：他用喜剧的方式，拍了他看到的生活。
周星驰自己也说过：“喜剧和悲剧是一体两面，最好的东西是那种笑中带泪的。”他拍的都是小人物——跑龙套的、送外卖的、捡垃圾的、蹲在街头吃盒饭的。这些人过着不被看见的日子，承受着被拒绝、被羞辱、被当成笑话的命运。但他不直接拍他们的苦，他拍他们怎么在苦里继续活下去。他拍尹天仇对着大海喊“努力！奋斗！”，拍他被人骂了无数次之后仍然站在片场门口，拍他把一本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翻到卷边还舍不得扔掉。
观众笑了，因为那些画面确实好笑。但笑完之后，发现那些笑声底下，全是生活的重量。
周星驰也说过一句话：“我常常喜欢用喜剧表达悲情，这样一来，再苦的事也可以变得有趣味性、有挑战性。”他不是在消解悲情，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讲述悲情——用笑声包裹，用荒诞稀释，用那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，让那些原本沉重的东西变得可以被承受、可以被观看、可以被人笑着看完之后，还能想起点什么。
有人说，小时候看周星驰笑到肚子疼，长大后看周星驰笑不出来了。不是电影变了，是我们自己变了——我们经历过一些事之后，再看那些画面，看到的已经不是笑点了，是我们自己走过的路。
我就是这样。
我年轻时看周星驰，看的是好笑。后来再看，看的全是自己。两度破产之后再看《喜剧之王》，尹天仇被骂“死跑龙套的”还站在片场门口不走，那不是笑话，是“被拒绝之后第二天照常出现”的日常。还债那些年再看《少林足球》，一群底层人穿着破球鞋在水泥地上练球，被所有人当成疯子，那不是励志，是“在无人看见的地方仍然在准备”。
我也在用喜剧表达悲情。我的文章里，那些关于还债、关于独处、关于在留爷处煮面的叙述，不是沉重的控诉，是带着一点自嘲、一点距离的讲述。我用“狡兔三窟”来形容自己的居所，用“假哑装傻”来描述与人相处的方式，用“一张大红用一个月”来概括最难的时期。那些词是笑着说的，但那些日子是咬着牙过的。
周星驰用电影做这件事，我用文章做这件事。方式不同，内核一样——我们都学会了，用笑的方式，说那些疼的事。
喜剧的内核是悲剧。这句话不是理论，是活法。是那些经历过生活重量的人，找到的一种表达方式。我笑着把它说出来，不是因为不疼了，是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和那份疼共处。而我还在说，还在写，还在用自己的方式，把那些沉重的日子，变成可以被讲述的故事。